[摘要] 目前，外逃贪官转移资产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比如地下钱庄、表面上看起来合法的投资或设备购买行为等，不仔细甄别很难发现。
目前，外逃贪官转移资产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比如地下钱庄、表面上看起来合法的投资或设备购买行为等，不仔细甄别很难发现。在许多案例中，我们发现，一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给外逃人员转移资产出谋划策，再有就是许多贪腐行为都是通过房地产洗钱，所以也应该将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房地产商纳入反洗钱义务机构范围。
今年以来，打击外逃贪官工作被有关方面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3月，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追逃追赃工作放到与办案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同月，在中央纪委内部机构调整中，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5月，中央纪委专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我们当前在打击外逃贪官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又面临哪些困境？对于外逃贪官，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提前预防？日前，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关注贪官外逃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打击外逃贪官，国际最惯用的做法是引渡
中国青年报：我们在打击贪官外逃方面做得怎么样？
黄风：近年来，我国在缉捕外逃人员特别是外逃贪官方面的成效不错，一大批外逃人员被引渡、遣返，许多国家也与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前后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效应，让我们在境外追逃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青年报：打击外逃贪官，我们通常有什么招儿？
黄风：国际最惯用的做法是引渡。目前，我国已经与3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与周边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缔约速度也明显加快。在没有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我们一般采取遣返非法移民的方式来达到境外追逃目的。
在多年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追逃方式，比如劝返。劝返简单而言就是利用刑事政策、心理战术等，最终说服外逃人员回国接受审判。一般情况下，贪官出逃大都是想到国外既逃避处罚又过上他们想象中的优越生活。可实际上，许多人跑到国外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有的转移出去的资产被冻结，有的家属的移民地位受到威胁，有的还要东躲西藏，不敢公开露面。我们正是利用了外逃人员的这种心理落差，再加之“愿意接受遣返即可认定为自首”等一系列刑事政策的诱导，最终成功使外逃人员回国。
外逃人员被劝返回国，典型的例子就是曾涉2005年东北高速失款案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当时案发后，高山携巨款逃往加拿大，在当地深居简出。高山最终之所以选择放弃诉讼、被遣返回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不但他的移民身份，就连他家属的移民身份都可能被剥夺。
最后，如果外逃人员既不能被引渡、遣返，劝返也无效，我们还可以向外逃人员所在地的司法机关提供外逃人员触犯当地法律的证据，比如伪造移民身份或者洗钱等，以异地追诉方式，使得外逃人员面临被递解出境的法律后果或者迫使其自愿接受遣返。
中国青年报：可是，在许多公众眼中，我国贪官外逃问题依然严重，打击力度似乎还是不够。
黄风：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相比于那些已经被抓回国内的贪官，老百姓往往更关注那些逃出去的贪官，因为这些人更能引起大家的气愤，对公众舆论的冲击力更大；另一方面，现实中需要承认的是，仍然有一些重大的贪官外逃案件没能得到解决，个别“巨贪”仍然逍遥法外。
比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其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高达两亿多元。2003年，他逃往美国，随后辗转欧洲多个国家躲藏。2005年，他在荷兰被当地警方逮捕。可是快10年过去了，尽管我们采取了多种努力，仍未将他追回来。这里面既有我国与荷兰尚未签署引渡条约的原因，也折射出我国当前在打击外逃贪官方面所面临的典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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